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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部法典将合法公共征收的补偿请求权和合法公益牺牲的补偿请求权明确排除在外，其第14条明确规定，因征收或对公共福祉所为牺牲之补偿请求权，不受本法规定之影响。

请求行政机关履职之诉也同样承认了私人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请求行政机关考虑其举报、处理某些违法行为的权利，而传统上这些人被认为只拥有反射利益。但是，与行政执法不同，在惩罚性赔偿案件中，私人有权启动这一程序，而法院必须审理和判决，私人替代行政部门行使了是否启动追惩程序的裁量权。

[68]而经营者经营的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除非证明其履行了《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法定义务，亦需要承担行政处罚责任。[31] 我国民间有谚语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来批评法治状况，但需要指出，导致普遍违法的严格立法虽然有失科学，但是，适度严格并留给行政机关执行方面的裁量权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也是其他国家采用的策略。[9]然而，行政法学界尚缺乏系统回应。[45] 这并非仅是理论的推演，实践中就曾发生过相关的案例：当事人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同时向行政机关举报要求处理。实际上，在民法学界，早有观点主张，惩罚性赔偿是私法机制达成公法目的一种特殊法律责任制度。

但也需要认识到，这是一种偏离既有传统和制度资源的方案。但是，如果选择更多地激发诉讼的公共规制功能，而非依赖行政部门，意味着给司法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4] 尽管修订后《国家赔偿法》新增了陈述、申辩和质证程序，但赔偿委员会仍然以书面审查为原则，仅在必要时才启动这些程序。

图1  2002—2015年全国行政赔偿案件结案情况统计图[28] 如图2所示，2002年至2015年，全国刑事赔偿案件的总量经历了从下降到上涨的趋势，但是，法院作出赔偿判决的案件和通过国家赔偿决定以外的其他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总体与行政赔偿的情况类似：前者呈现走低趋势，从2003年的45.5%跌至2015年的24%。换言之，若我国的刑事赔偿程序采用诉讼模式，则赔偿义务机关必然败诉，案件的审理内容只是在于赔多少的问题，而非在于赔不赔的问题。这不仅是达玛什卡基于其分析框架所作出的判断，客观上，也为我国司法机关的相关政治性文件所印证。达玛什卡借助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方法，抽象出法律程序的两大基本功能：纠纷解决和政策实施，与此相应的法律程序便可称为纠纷解决型程序和政策实施型程序。

[5]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10页以下。原因在于，公、检、法三方是平级的国家机关，法院在此已经无法维护中立竞技场的权威性。

朱狄敏：《风险社会中的国家责任趋同化——以英法国家赔偿制度变迁为例》，《浙江学刊》2013年第2期，第115页。此外，统一前的联邦德国在国家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颁布了1981年《国家责任法》，其所规定的国家责任范围直逼社会保险，因而招致联邦参议院反对党的极力抵抗，导致该法在颁布数月之后就被宣告违宪。无论是因公权力违法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还是因公权力合法行为引起的损失补偿，乃至与公权力行为完全无关的司法救助、社会救助，甚至福利保障，均属之。王锴：《我国国家公法责任体系的构建》，《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第18-34页。

最终，非诉讼模式的赔偿委员会制度被保留下来。审批式的赔偿委员会制度更是独树一帜，冤错案件的受害人在寻求救济时，不能起诉对其构成加害的公权力机关，而是只能向其申请赔偿。当下，我国以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目标而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其根本意义之一就在于扭转审判体系纠纷解决能力持续孱弱的局面。[37]按照达玛什卡的观点，基于共同价值和目标，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分歧能在团体内部通过寻找中间立场得到解决，所以，共通立场大意即是指围绕共同价值和目标所形成的立场范围。

[69] 比如，法院认为虽然瑶溪街道办事处一次性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名目是‘生产生活补助费，但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事项就是针对上诉人养殖场被拆除及其造成的损失问题，……瑶溪街道办事处支付给上诉人的生产生活补助费已经包括了对上诉人养殖场被拆除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11]倒挂，比喻应该高的反而低，应该低的反而高。

受害人若是坐地起价，而赔偿义务机关又拒不接受其赔偿请求，程序就可能陷入僵局。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行赔终字第1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

有意见认为，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同级法院拥有法律监督职权。（二）程序性制度悖论：司法程序行政化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国家司法救助的程序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种种迹象表明，政策实施功能对国家赔偿制度的持续主导状态已越发难以为继。国家从完全豁免于赔偿责任，到承担代位责任，再到承担自己责任，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摘要:  国家司法救助与国家赔偿有着天然的制度亲和性，但在本土化的国家责任概念下将两者并立，不但无助于司法救助的制度发展，还固化了国家赔偿制度的政策实施色彩，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其纠纷解决功能。[30] 参见刘跃南、鞠晓雄：《刑事司法赔偿的实际运作——以广州市法院系统的实践为视角》，载《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第103页。

[39]若使国家赔偿标准高于民事赔偿，那么，国家就表达了个人利益优先于公共（财政）利益的价值取向，反之，则表达了公共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36] 参见余军、张文：《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实效性考察》，《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42-61页。

[53]有研究指出，实践中，法院在处理一个赔偿案件时，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需要耗时半年以上。[56]参见王锴：《从赔偿与补偿的界限看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方向》，《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67页。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1期。如果说前者是在逻辑法条主义支配下将个案适用于法条，那么，后者则是在实用法条主义支配下将法条适用于个案。

若欲使议价筹码达致均衡，不能单纯依靠提高赔偿标准和扩大赔偿范围，更重要是要关照细节。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4〕黔高法委赔字第4号决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6〕最高法委赔监273号决定书等。然而，这并非是国家赔偿正式制度的功劳，而是得益于纠纷解决所需的议价筹码均衡和程序中立性在正式制度以外得到了实现。[57]实际上，早有德国学者指出，征收是一种合法的高权措施，而责任以违反法律为前提，这两点应该相互排斥才对，而不是搭配在一起。

在这样的国家责任概念之下，基于能动型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赔偿与其他国家给付之间没有必要做出类型区分。[59] 汉语词责任的其中一种英译responsibility，词根response意即回应，响应。

这一阵营往往会在取得赔偿之后迅速将利益瓜分，而政府或赔偿义务机关则被置于新一轮的危害社会稳定的威胁之中，陷入极为被动的地位。[5] 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10页以下。

无论如何，在立法和修法的过程中，赔偿请求人的程序利益一直不是被首要考虑的因素。尽管达玛什卡所建构的法律程序理想类型，主要是以刑事诉讼制度为分析和比较的对象，但其理论分析框架对于诸多其他的法律制度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20]如此设置，固然彰显了人权保障的意义，但从制度上来看，更为关键的要点或许在于，决策者对国家责任体系有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构思，而国家赔偿本身又在程序上具有增设国家司法救助的一些基础条件。在很多情况下，均衡状态非但不能实现，反而走向了另一种不均衡状态，使得政府或赔偿义务机关遭到维稳等制度外议价筹码的挟持。[25]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4〕穗中法委赔字第8号决定书，另参见陈希国：《国家赔偿法中直接损失的法律解释》，《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13期，第101页。对此，我们仍然能够从议价筹码均衡和竞赛程序中立这两个基本要素中得到解释。

[52]参见注[35]，第255页。司法体制改革应警惕政策实施与科层化的反渗透。

[61] 参见注35，第36-38页。对于行政赔偿，单独提起或是在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都采用诉讼模式。

[34] 同注32，尹红国、李玉祥文，第189-190页。法院对于正式制度明确规定的赔偿标准和范围通常保持严格遵守的态度，但对于纠纷双方在案外所达成的息诉罢访协议，却表现得异常宽容。